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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死不如赖活:DV录下河南艾滋村的触目惊心(2)
上一页 说这话时,马深义非常平静,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划了一道线:死亡期限 在这个家里,雷妹先走,是雷妹的福气。 其实,马深义受到的煎熬最大、最多。 第二天火化回来,马深义蹲在门边,开口说了很长一段话,他说这段话时的表情,是任何一个高明的演员也表演不出来的。 纪录片片断: 马深义靠在门框上,头顶的白帽还没摘,老半天,他才开口说话:“受罪呵!” 又停了半晌,才继续道:“看人死的过程真难受,我以前年纪小一点,别人死没见过,从我亲身经历,我看见我媳妇落气时,心里难受得很,看了难受。” “落气那会儿,人真是最难受,嘴整个张着,光喘,出气多,回气少,不到一个小时就落了气。我喊她,她只睁眼看着我,一句话也没有。” 我觉得,那时候,他那种来日无多的恐惧已经压制不住,恐怕只有在现场的人,才能感受到雷妹死后的气氛,那种死亡的压迫,是非常可怕的。 他见证了雷妹的死亡过程:一个活蹦乱跳的好人,发病,慢慢枯萎,最后死去。他肯定想到自己,想到自己的将来。他受到刺激,感到惊恐,受不了,他需要找人说,说出来才好受些。 待在马深义家的小院子里,看着他整天忙忙碌碌,即要照顾快要死的老婆,又要拉扯3个没成年的孩子,他自己也是个病毒携带者,不知哪天会发病。我不止一次地想:马深义是最有资格自杀的人。死了,就一了百了。马深义的本能比勇气更多,他把生存压力承担了起来,顽强地活着,他有太多牵挂,要照顾家人。他总说:“我就想,给孩子多弄俩钱。一旦我病发了,躺在那儿,怎么办?我老往那儿想。” 每次去,我都把时间标在台历上。我发现,每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个节气。雷妹,是死在霜降,草本植物的大限;而夏至到大暑,是天气最狂躁的一段时间,马深义的情绪也特别不稳定,因为雷妹躺在那儿,时时刻刻在刺激他,预示着他的未来。 在片子里,小儿子马占槽的脸蛋总是脏兮兮的,但他盯着镜头的眼睛却是亮晶晶的。他光着屁股在院子里四处爬,把一只大塑料盆举到嘴巴边,想把它当碗来喝水;他坐在地上啃一块馍,他的两只小手抓紧奶瓶急切地喝水;他坐在小板凳上,同样感染了HIV病毒的小姐姐喂他吃面条;他爬向平板车,小手抓住车轮,一用力,把自己拉起来,扶着车轮站稳了。他的黑眼睛往上望着,浑然不知车里躺着的,是他快要死去的母亲……虽然马占槽每天多次腹泻,但他还是学会了走路,一天天地长大。 纪录片片断:马占槽学走路。他扶着墙、扶着门,趔趔趄趄地走着。 “槽,过来!”马深义喊他,马占槽东摇西晃地走过来。“会走了,现在。”马占槽想去玩水,又去推他那辆叮当响的铁推车。 马深义一边望着儿子一边说:“就这个劲儿,一天到晚野,扶着哪都想去。”“过了年,二三月里,棉衣一脱,就会跑了。” 他抱住儿子,马占槽盯着镜头的眼珠,又黑又亮。 马深义道:“听人家说,携带这个病的小孩,只能活到4岁。” 说这话时,马深义非常平静,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划了一道线,死亡期限。我感觉,死,马深义肯定想过上万遍了,所以,他才能这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来。 我问马妞:“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?”她脱口而出“不怕!” 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,是马深义一家,面对这样一个灭顶灾难,表现出了符合生命本真的一些东西,本能的一些反应,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,最后坚持活下去的东西。死对马深义来说,是最大的解脱,但他没这么做。他还在教孩子走路,给孩子吃饭。活一天,就活好一天,他这样做了。等到了春节,他的家已经相当平和了。 纪录片片断:春节。 马深义从塑料袋里拿出小孩的新衣服。他问身边的马荣:“马荣,你知道啥叫过年吗?过年,吃肉,买花衣裳。你都不懂。” 马深义往马荣身上穿一件粉红褂子,马占槽走过来,摸马荣的衣服。马深义拿开他的小手,说:“你别摸她哩,你别摸她哩。” 马深义回头看了一眼也在穿衣服的马妞,说:“马妞,你的褂子小了。” “我让你买大的,你也不买。”马妞埋怨道。 穿上新褂子的马荣,对着镜头表演节目,她唱道:“新年好呀,新年好呀……”她停下来,说:“光会唱新年好!” 马深义包好了饺子,然后往门上贴对子,但对联用的不是红纸,而是蓝纸。 “明年贴绿纸,后年就是红纸了。” 在片子结尾,我说了两句话,第一句是:“蛇年过去了,在这一年,马占槽学会了直立行走。” 为什么我要点这样一句呢?你看这孩子,在片子里有一个细节,他自己拣了一瓣大蒜吃,这是他第一次吃,辣得吡牙裂嘴。他会爬、会走,到处摸到处看。他知道墙是硬的,开水是烫的,他认识会越来越多。可是,当他刚刚对这个世界有迷迷糊糊认识时,病就来了,死亡就来了。 人活下去,是因为有希望。可对这个小生命来说,没有未来,这太不公平了! 第二句我说:“他的大姐马宁宁,也在这一年知道了什么是艾滋病,什么是生死离别。”我曾问过马妞,妈妈得的是什么病,她当时还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到最后,过春节时,我再问,她知道了。有一个细节对我冲击很大,就是现在片子的结尾。 马妞站在门边,怀里抱着弟弟,妹妹站在旁边,我问她:“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?”她脱口而出“不怕!”我接着又问:“为什么不怕”,她就不吭声了。她还太小,无法表达清楚,我猜想,也许她是出于亲情,觉得照顾弟弟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;也许她现在对这个病,还知道得太少。 4岁的马荣,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。她妈妈去世后,马荣每天晚上还问她爸:你到不到西头去?因为她妈去世前几天,每晚都住到村西头的免费诊所里,她爸去照料。她妈都已经死了,埋掉了,她还弄不清死就是永远离别,还以为妈妈躺在村西头的诊所里,但大女儿马妞知道了。 雷妹去世后,半夜我和马深义守着她,这时,马妞起来了,抱着弟弟。我看到她的眼神,她看着躺在地上的母亲时的那种眼神,充满了恐惧、害怕。在她幼小的心灵里,已经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死,就是阴阳相隔,天各一方,再也不能见面的事情。 每次看到他们,感觉很辛酸。我希望这个片子能在国内播放,我想让很多生活比他们好的人,看看还有人是这样活着的。我最希望,有那么一个好心人,为以后可能成为“艾滋孤儿”的孩子,设立一个成长基金,让他们能够长大。 我一共拍了40多个小时,最后剪出80多分钟的片子。从拍到剪,我的心情都特别压抑难受,片子一剪完,我就放声大哭了一场。 如果让我用生命为代价拍一部这样的片子,换回一个奖牌的话,我肯定不会去做 片子是2002年10月出来的,我先交到“金鹰奖”评奖会,但进了第一轮后就被退了回来。 现在国内的一些纪录片,多是些伪民俗的东西,加一个环保或山区教育标签,从不触及真正的生活。还有一种就是翻故纸堆,用过去的老照片、老电影,再加一点貌似哲学思考的解说词,就成了再现历史的东西。我们的纪录片,到底该面对什么呢? 通过网上报名,我参加了美国圣丹斯电影节,被选中。2003年的“世界艾滋病日”,国外有10来家电视台播了这个片子,包括美国的HBO和英国的BBC。今年5月,这个片子,获得了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(PeabodyAward)。 得这个奖,我有些意外,它相当于广播电视界的普利策奖。这次获奖的纪录片,还有“60分钟”节目的主持人克劳夫特的片子,是关于公众质疑美国副总统切尼的。 颁奖仪式很隆重,主持仪式的是美国身价最高的女主持人。站在领奖台上,我说:“并不是我的片子做得有多好,而是这个家庭的命运感动了你们,我在这里代表影片中的这个家庭,感谢你们。希望这个奖项,成为这个家庭和类似处境的人们得到更多关怀和帮助的起点。” 在美国,一个女记者问我:你现在住的华尔道夫酒店,是来访的国家元首住的。你住这样的酒店,得这样的奖,又有这么多人找你签名,你会不会改变,不再去接近普通人? 我告诉她:我的改变,不是住到这样的酒店里改变的。在我与那个家庭的交往中,我已经改变。如果说以前我还有点名利心的话,拍完这部片子,我的那点名利心消失了。如果仅凭名利心,这个片子我早就拍不下去,早撂了。 这是部个人小制作的片子,片子拍得很粗糙,有的镜头甚至晃。它最终能不能公开播放当时不知道,更没想到会给我带来什么荣誉。如果让我用生命为代价拍一部这样的片子,换回一个奖牌的话,我肯定不会去做。是信念支撑着我拍下去,坚持下来的。 你问我,有没有人质疑我是在出卖别人的苦难?目前没有,因为片子在国内没公映。在美国,这次获奖的还有著名战地记者詹姆斯·奈崔,他曾拍过卢旺达大屠杀、印尼骚乱等片子。我俩在一起时,讨论过这个话题。 他对我说,以后,你可能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。他是这样自我解脱的:如果我们不去拍,这些人就会默默无闻地死去,没有留下任何痕迹,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、帮助他们。我们把它报道出来,假如人类再遇到类似灾难时,不至于束手无策…… 在国外,每次放完片子,观众和记者问我最多的问题是:我们怎样做,才会更好地帮助这个家庭。记得有一个观众跑上来抓住我的胳膊问:我给你开张支票,你给他们带回去。我说,支票他们兑不了。他马上又跑出去,在取款机上提了300美元,一定让我捎给马深义家。 看到别人在苦难中,作为同类、同种动物,人会本能地想去救他们,不管他是哪国人。我想,好的纪录片让人看了,会有切身感受,会动善心、善念,会自我反省。有人问我,拍纪录片的人必须具备什么条件,我说,第一就是要有善心,否则,首先影响的,就是你对选题的判断。 片子的社会影响,超过我的想像。 有人在网上留言说:观看过程中,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禁不住泪流满面。可以说,这辈子从未有过任何一部艺术作品,能如此深深地感染和震撼我的内心到如此地步! 发明“鸡尾酒疗法”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,也看了我的片子。他说看了那么多关于河南艾滋病的报告和资料,但这部片子,让他震惊。 香港有家基金会,专帮艾滋病人,他们想用我的片子做宣传片,为中国的艾滋病人筹款,问我同不同意。我怎么会不同意呢? 别人说我,片子拍到这个份上,应该继续拍下去。可以预见的是,在未来三五年内,小姑娘马妞会把她的亲人一个个送入黄土。如果这部片子的总片出来,一定会更有震撼力。我这辈子,只拍一部这样的片子也就够了。但是,我说服不了自己,再继续拍下去。 我拍这部片子,是帮了他们家,也为艾滋病人做了自己该做的事。但在根本上,还是没有改变马深义一家的命运。就好像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水火中挣扎,却不能把他们救出来,心里很难受。经历了一年这种生死离别之痛,现在让我回头,再重新体验这种痛苦,我受不了! 前不久,吴仪副总理去了马深义他们村,政府现在免费提供鸡尾酒疗法的药,马深义也在接受治疗。但吃这个药副作用大,胃难受,他吃吃又不吃了。中国,解决艾滋病问题还得靠政府,政策上的一点点改善,受益的是整个艾滋病人群。活着,就让他们活得有滋有味;死,也要死得有尊严些。 我现在去马深义家,不带机器,纯粹是看望,或把一些捐款拿给他。今年春节我去了,待了两天。马占槽还很健康,到处跑,我给他买了两把小手枪,他整天挎着,到处比划。但马荣的病出来了。她去年开始上学,很爱学习,拼音写得特别好,马深义拿给我看。她的小腿很细,老喊腿痛,不吃东西。最近我听说,她上学要走10分钟的路,现在已经走不了了。在心里,我早已把她当女儿看,让我再去面对她的死亡过程,我做不到。 可以肯定,发病的先是马荣,接下来是马占槽,然后就是马深义。艾滋病的各种并发症,会一直折磨着他们到生命的尽头。让我一个个面对,我宁愿放弃这部完整的片子。 如果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,把这部片子拍完,它对社会的警示是惊世的,这种机会对一个拍片的人来说,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但我不愿再去做,就是有人拿枪逼着我的头,我也不愿意再去经历了。 6月1日,我刚接到一个传真,美国一家多媒体公司要出我片子的DVD。我告诉他们,此项委托发生的所有收益,全部用于帮助艾滋病人,我一分钱也不要。这样做,不是我学雷锋学来的,确实是拍这部片子改变了我。这么做,也会让我心里好过些。 现在,三更半夜,马深义会突然给我打电话:老陈哥,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,我心里不得劲儿…… 本报记者 董月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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